在他看来，对性的训诂，是语言学上的问题;而探讨人性论史，则是思想史上的问题。

敬是对古人的敬畏，对古礼的尊重，对圣经的遵循。事事物物，各有个至极之处。

凡万物万事之理皆要穷。识得，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。朱熹论格物之功，又在于透过外形而见事物的内质（实体）。一书不读，则阙了一书道理。" 格物，不说穷理，却言格物。

若见得一边，不见一边，便不该通。有物便有理，若无事亲事君底事，何处得忠孝。故太史儋起而激烈地抨击儒家及其所坚持的传统伦理道德，甚至称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

相比之下，张岱年的意见要合理得多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。 2001年：《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其二，正是由于这种哲理探索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，因而它是纯知识的，非功利的，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，也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。不难看出，孔子和太史公所描述的境况和亚里士多德迥然有异。

谈起哲学的问题意识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。用于名词，即所得自道者，也就是人、物与生俱来的性。

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分析中国哲学的。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性与天道分别属于人性论和本原论，由于其超越，故抽象难懂。这种自然的人生状态，显然基于人的自我属性，也就是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。（同上）当成于战国早期儒家之手的郭店简《成之闻之》表达了类似的思路：天降大常，以理人伦。

二是自然所成各物以外的不动变本体。（同上）尽管《性自命出》在汉代已告失传，但经验主义说借荀子哲学之力，在中国哲学史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为研究之便，本文的中国哲学概念限定于中国传统哲学。其实，精神和物质、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，正是对客观世界亦即物的起源的追问。

（见郭沂，2001年，第126页）当然，实现这一理想，最重要的是君主无为而治：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当然，求知、多欲等对自然状态的背离，也是心的作用：心使气曰强。

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以爱人为内涵的仁表现了人心善良的一面，因此中年孔子已经将重点转移到人心之善。这句话涉及人性和人心两个层面，而内在的性（含德）呈现于人心（赤子之心）。

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。和老聃不同的是，孔子径直地将存在于天地之中的易称为性。中国哲学用天道等概念来指称本体。这当然同样是心的作用。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。

研究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结果，是形成了一套客观知识。中国哲学是如何产生的呢？在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明中，《易》乃大道之源。

（同上，第87页）可见，道家的政治学，也是其人生论和伦理学的自然延伸。这种哲学，可称为泛人论或泛人主义。

这样一来，本体与现实世界之间，便体用一如、上下贯通。正因如此，孔子认为致力于孝悌之礼，并用之于政治，便是参与政治了：《书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

从行文看，天是将这些价值直接降于人间的，而没有经过人性这个环节，因而是外在于人的生命的。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孟子也说：仁者爱人。[4]郭沂，1999年：《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4月23日第5版。（见郭沂，2001年，第64页）所谓绝伪弃虑，乃实践自然、无为理念的途径，这样人民自然就回归孝慈：故大道废，安有仁义？六亲不和，安有孝慈？邦家昏[乱]，安有正臣？（同上，第126页）只有回归道、回归自然、反朴归真，才能重振仁义孝慈等传统道德。

价值源于现实生活，为圣人所制。从儒学发展的角度，可以把这个现象看作心的本体化。

《性自命出》先将性界定为喜怒哀悲等情感呈现之前的气：喜怒哀悲之气，性也。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司马迁在谈到往圣先贤著述过程时也有类似的描述：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。

[2]段玉裁，1988年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孔子对周文化推崇备至，说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

我曾说‘天人合一论，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。也就是说，在回答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元问题时，哲学家们不得不处理人际关系，这就进入伦理学的领域了。正如牟宗三所说：至希腊第二期的哲学家才开始注重人事方面的问题，……然而，他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，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，作纯粹理智的思辨。客观世界可以分为两个层面，一是现象，二是现象背后的本体。

对这一类事物的研究，才是第一哲学。历史上种种作为宇宙本源、世界本体的范畴，都是哲学家们先由物观道，再以道知物，然后上下察也得出来的。

另一方面拒绝知识：人多知，而奇物滋起（同上，第97页），绝学无忧（同上，第102页）。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没身不殆。

（张岱年，第4页）然而，从宇宙论的字面意思，实在看不出本体论的意味。由物观道，以道知物，上下察也，正是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。